我是一九七六年上大学的，说来应算是我国高校招生制度改革以前的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可以想象，在“文革”尚未结束、“四人帮”还在肆虐的年代里，一名出身贫寒，没有任何“关系”的知青，能挺直腰板走进多少人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该是多么幸运的事情啊！

那年的招生工作是在四月中旬进行的。当时，公社有三个名额。其中西安交大、杭州外院和陕西师大各一个。那时的农村，有点儿文化的年轻人当中除了城里来的知青外，还有部分返乡知青。对这些返乡知青来说，要想改变祖辈的门厅，摆脱自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贫困命运，只有走招工、征兵或上大学的路子，而其中最让人看好的就要算上大学了。因为只要进了大学门，毕业后差不多就能当技术员、教师或进入政府机关当干部，吃国家配给的商品粮，拿旱涝保收的月工资，成为被十里八村儿父老乡亲们高看一眼的天之娇子。所以，那会儿只要听到招生的消息，方方面面沾点边搭点界的人物都会心旌荡漾，倾巢而动，死死地盯住那几个名额，力争有所斩获。那时候，“走后门”之风比较盛行，不管大事小事，但凡想办成点儿什么事，往往就得托人找“关系”，正所谓“朝里有人好做官。”那次招生也没例外。为了平衡来自各方面的“关系”，公社领导决定在十八个大队采取大队推荐加本人文化考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每个大队先上报一名思想觉悟高、劳动表现好，根红苗正有高中学历的候选人，然后再由公社统一安排考试，最后综合“各种条件”由公社领导进行取舍。

当时，我正在公社搞路线教育。队长张祺德（他还兼任公社党委秘书）就问我想不想上大学，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想啦，做梦都想!”他又问那大队是否会推荐我。我犹豫一下说“可能不会。”“为什麽呢？”他似乎有些诧异。我说刚下乡时因不慎听到台湾台而从此和大队支书结下了疙瘩，现在两年都过去了，可支书好像还对那事耿耿于怀。他听后皱起了眉头。突然，他拍了一下脑门说，“有办法了！”我忙问“有啥办法？”他说“我们公社现在有上百名知青，按理说遇到大学招生这麽的大事情也应该推荐一名代表。你本来就是老知青代表，这不正合适吗？”

就这样，我代表知青进入了招生候选人的行列。当时我最心仪的学校其实是杭州外院英语系。但因上中学时，学校只教了我们几句像“毛主席万岁”和“将阶级斗争进行到底”之类的简单语句，连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都没记全，底子实在太差，就只好弃而选报了西安交大机械系。考试的科目并不多，只有语文和数学两门。语文是要求写一篇作文，标题不限。我因为是插队知青，就联系自己接受再教育的切身经历写了一篇“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坚决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的文章；数学考题也不复杂，基本上都是初中时学过的诸如开平方和二元一次方程式之类的试题。我发挥得还不错，语文得了九十八分，数学是满分，排名居全体考生之首。张秘书得知结果后非常高兴，直夸我给他争气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时我是一个穷家子弟，要钱没钱，要“关系”没“关系”，只有靠他在幕后悄悄为我张罗。为了让我能拿到录取通知书，他顶着多方压力想尽一切办法去做说服其他公社领导的工作。想想看如果我考砸了，他该多没面子啊！张秘书的努力也没白费。为了体现对广大知青的关心和爱护，使知青对自己未来的前途保持美好憧憬，经过慎重考虑，公社党委决定让我作为知青代表到西安交大读书。消息传来，我无比兴奋，立即提笔给远方的父母和兄弟姊妹们写信，让他们一道分享这意想不到的天大喜事。没文化的父母听说后尤为高兴，他们很清楚，我能上大学全凭党的关怀和“好人”的帮助。否则，我是绝对不可能进大学门的。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迎着初升的朝阳，背着行李兴高采烈地走进了美丽的西安交大校园。在那里，我在朗朗的晨读中迎来了一缕缕灿烂的朝霞，又在晚自习归来的蹊径上送走了一个个星空月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我都恨不得天天不睡觉，如饥似渴地吸吮着知识海洋里的各种营养，期盼着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报效国家。

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我毕业的一九七九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党中央提出了要在一九八零年在我国农村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宏伟目标，明确要求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一律实行“社来社去”。此消息一出，对我不啻为晴天霹雳！我简直傻眼了，不知究竟如何是好，许多天都茶饭不思，夜不能寐。但是，我毕竟是在广阔天地里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知识青年和有两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没过几天，我的思绪就调整了过来。我想起了刚下乡时要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豪言壮语，想起了贫下中农对我的谆谆教诲，想起了张秘书对我的无私帮助和公社党委对我的殷切希望，更想起了面对鲜红的党旗，我发出的铿锵有力的入党誓言。我毅然决定重返合阳县，重返王村公社，把自己学到的知识毫无保留地献给那里的山山水水，为改变那里的落后面貌贡献一份力量。

像一九七四年四月份刚插队时那样，我又一次背上朴素的行囊意气风发地来到了王村公社。所不同的是这次的报到地点不是在管家河大队而是在公社农具厂;我要做的也不再是赶牛犁田而是制图设计，我的身份也由接受再教育的知青变为搞技术工作的技术员，我把未来的生活想象得非常美好，农具厂的领导也对我表现出了热烈的欢迎。可几天之后，无情的现实又使我陷入极度的失望之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所谓的农具厂几乎没有什么生产设备，唯一像点儿样的看家之宝就是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的那种土炼铁炉，厂里能干的活儿也就是把收购来的废铁炼成铁水，浇成小型铸件，然后再出售出去，而自己连个常用的农具都造不出，我在大学里学的那些机械制图、工艺设计等知识根本派不上用场。从早到晚，我干的活就是没完没了地用铁锤砸石头，用农民磨粮食用的石磨磨石粉，化铁水，搞翻砂，与那些从生产队招上来的连初中文化程度都不到的“工人”干的活一模一样。怎么办？难道我一个专门学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的大学生就这样一天天混下去?前途在哪里？我的确很很迷茫。为了缓解心中的郁闷，我给在北京读书的哥哥和弟弟写了封信，希望他俩能凑钱给我买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供我收听新闻和娱乐节目之用。

一部精致的六波段收音机很快就寄来了，我爱不释手，有空就听。一天，我正在收听节目时，忽然听到一条陕西台要开办业余英语广播讲座的消息。我十分高兴，因为学好英语一直是我心中的夙愿。中学时因遇到文革没学成；读大学时又因为重点抓基础课和专业课也没上几节课。现在好了，有了这么一个机会，我一定要牢牢抓住，努力攻克英语这一关。记得一个哲人曾经说过，掌握了一门外语，就等于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